则贤问学录—赵凯华篇(中)

曹：

回到量子力学方面。您教过量子力学，也准备过量子力学的书，年轻时也修过量子力学史。关于量子力学教育或是量子力学教育在中国，您有哪些想法或是经历？

赵：

作为理论物理的量子力学我没有教过，我写的这本是作为普通物理的量子物理。

曹：

量子物理，quantum physics。

赵：

我在序言里也一直在说这不是一本量子力学的书。真正把量子力学作为一门理论课学会，必须得懂薛定谔方程怎么解，很多复杂的计算，再深一点就是群论，真正学通量子力学是这门理论物理课。我写这本书之前并没有给学生讲过这门课。

曹：

之后讲过吗？

赵：

书写完后我讲过两遍。写这本书时是按照我的想法写的量子物理，不用很深的数学能把量子物理的实验事实和理论结构及思想讲清楚，避免用数学。包括氢原子的解，都是定性的，这是当时写这本书的想法。我只是自己学过量子力学，并没有教过。我写的这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觉得有什么特色吗？

曹：

是不太一样，我看过， 书上还有我记过的笔记。第一章第四节讲海森堡不确定度关系，关于这个不确定度、不确定性或是测不准原理，北大的老先生之间也有争论。

赵：

物理学界以及我们北大的教师之间有争论，这属正常。

曹：

我想知道第一章作为实验基础原理，就早早地出现了海森堡不确定性关系，甚至给出了动量算符，您刚才讲过要避免数学。我大学时学量子力学，回忆起当初遇到困难时，一个就是数的关系在量子力学里转换为了算符的关系，理解这种转变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当初学微分方程的时候，玩“operator”这个事情已经习惯了，中国人高中毕业后读普通物理的热学和力学，包括学了微分方程，脑子里没建立起来operator这个概念， 这些数学或是物理事实的东西如何被转换为量子力学的语境这个问题，可能是准备量子力学书或是教量子力学时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赵：

我想写这本书很多想法，在序言里都写了。量子力学比相对论要难的多。

曹：

相对论的内容比较集中。

赵：

相对论很多问题难以接受，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量子力学更难，跟日常生活相反的东西太多了。

曹：

反直觉。

赵：

对。我学习量子力学也有个过程，从开始听张宗燧先生讲课，到苏联通过考试，又搞了一段时间的量子力学史，漫长的过程之后才对量子力学有所体会。我写这本书，开头就想让学生体会到量子力学的思想光辉和经典物理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一般的量子力学到后期才让人学到一些表象理论，刚开始就讲薛定谔方程的解，让人听了以后糊里糊涂，不知道要干嘛。我企图刚开始就让学生知道量子力学跟经典物理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基本思考方法是什么。经典物理的某个量本来是个数，在这儿却是个算符。

曹：

这个数和算符之间的转变， 接受起来很难。

赵：

是很难。什么是算符？比如说算符d/dt，要不然就是个矩阵，量子力学离散的情况都是矩阵。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章让学生知道量子力学里面的物理量不是数，是算符。可是微分算符学生也不是太熟，矩阵应该是学生在一二年级学习中可以明白的东西。

曹：

恰恰问题出在这儿。我们给学生讲胡克定律，胡克定律是物理学很深的刺激-响应问题之一例，算作线性响应，此时的线性系数一般地应表述为矩阵形式。很多的物理书本可以随口给学生点拨一句，却没有。您刚才说过“文革”后期书也不多，回想起来，一旦老师上课没讲或是没听到，学习这个事情就是非常困难的。对量子力学的必要铺垫，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困难还真未必是观念转变的问题，可能是知识缺漏造成的困难， 知道经典物理怎么处理问题、微分方程的算符形式表达，可能心理上就容易接受量子力学。

赵：

我是怎样慢慢明白量子力学的框架结构的呢？量子力学跟经典物理不同，如物理量不是一个数而是算符，离散情况下是个矩阵，一个量子态是希尔伯特空间的一个矢量，这是我在学量子力学时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也是后来才领悟到的，领悟了以后就觉得对量子力学明白多了。不是会解几个方程就算懂量子力学了，而是要懂得量子力学是怎样的结构，虽然与自然现象有关，但只说光电效应，那只能说很多物理量是离散化的。到海森堡才弄出矩阵来…

曹：

玻恩帮忙的。海森堡只是想把他关于谱线强队的想法试着用到谐振子情形……

赵：

用傅里叶变换，把傅里叶变换改写为两个，是从光谱线上频率跟两个东西有关系。

曹：

就是玻尔的跃迁的概念。

赵：

当时只是唯象地觉得是在两个东西之间跳。

曹：

不是唯象地觉得，当时就是凑着玻尔的模型，光跃迁跟两个状态有关。

赵：

这些东西一般在高等量子力学里才学，包括表象理论。表象只不过是一种表示法，可以在位形空间也可以在动量空间，同一件事情可以在不同的空间表象。通常这些都是在量子力学很晚才教的。

曹：

最重要的是，我们再回到思想上，一个物理问题可以在不同的表象里表示，这个事情对于物理系学生来说，应该在学量子力学之初教的。

赵：

经典物理里面不是太突出，量子力学里面是很突出。

曹：

但是我觉得在数学上这样是不是可行的，作为老师多少给一些铺垫的话，学生接受起来要容易的多。

赵：

从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这些东西需要的数学并不是太多，可是一般从中学到大一、大二，并没有太多接受什么是算符、什么是矩阵，以及矩阵如何演算，更没有希尔伯特空间的概念。

曹：

我们学矩阵的时候，真的就是仅限于线性方程，哪怕是到经典力学去学转动的时候也没好好地去谈比如转动惯量这个矩阵。这是对称阵，对称阵本身有实的本征值，有三个本征矢量，三个本征矢量构成一个封闭空间，这些是在我们学量子力学之前遇到的，老师就没有提到。

赵：

物理系学线性代数，没有学线性空间的概念，学矩阵不讲本征值。

曹：

线性空间是学习的，老师会介绍线性概念，什么叫线性相关，但是没告诉自伴随矩阵，其本征矢量就构成一个封闭空间，这些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学量子力学时突然遇到了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赵：

我学量子力学用的课本是狄拉克的量子力学，上来就是bra 和ket(把英文字bracket 拆成左右两半)。同时还有Paulingh 和 Wilson写的《量子力学导论》， 讲解薛定谔方程时怎么一步步的分离变量，两本书都学，当时是反复地在学。我学量子力学有个幸运的事情，大二暑假时，数学系的许宝騄先生开了一个选修课专门讲矩阵，我去听了，这样我大二时就对矩阵有概念，后来学量子力学正好用上，就这样我比别人更容易懂这门课。

曹：

以我的经验，当初学矩阵不知道矩阵本身是对一个数的扩展，矩阵本身也可以当做一个个体，对其再进一步处理。我看到的是矩阵里面排了一堆数，我脑子里它始终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就没有想到这个集合本身可以作为一个单体往下再去用。如果受过好的数学教育，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

赵：

当时物理系学生学的数学课比较注重微积分、线性代数、群论、矩阵这些，正课里面都没有。大二时我选了数学系的群论，一般的物理系对学生不作要求。

曹：

我们在科大时有线性代数，是数学系老师教的。

赵：

我们关心的本征值问题，数学系老师不讲。

曹：

这里的物理意义，老师更不关心。

赵：

数学系的老师讲线性代数和物理的要求差一步，迈一步就能过来了。

曹：

这一步让我们自己跨，跨不过去。

赵：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思想，用到的数学让讲物理的人讲，这是我的想法。数学老师讲往往差一步不到位，他不明白这个东西在物理中有什么意义。我后来有个想法，讲量子的基本概念里的算符，其中比较简单的算符，不用微分算符的话就用矩阵，而矩阵又是物理系学生不熟悉的，但是学起来是容易的。微积分其实也是不难的，相比高中数学容易多了。

曹：

微分嘛，大体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

赵：

难在积分，积分积不出来，微分就是死算。微积分应该是不难的，中学可以学习微积分，以前的很多中学都在学微积分，没那么难。我觉得线性代数讲空间、矩阵，物理系可以花不多的时间给学生讲，同时要讲物理学中要用到的，像线性变换、矩阵有本征值等等，这些花几堂课就可以讲清楚，学生做做练习就可以了。

曹：

但要讲到。

赵：

我想法是加个附录，先给学生补线性代数，补完后再给学生讲量子物理，学生学起来很容易。我在清华物理系第一遍讲，清华物理系学生的程度不太齐，最好的学生都考清华工科，物理系的学生里在清华属于第二等。北大就不一样，北大物理系都是拔尖的学生。我是在北大物理系二年级讲的第二遍量子物理，那是2003年。选课的人中有些已经通过了量子力学课，他们还来听我的课，觉得挺新鲜，他们觉得对量子力学中很多观点没转过来。我给北大物理系讲课先给他们介绍矩阵，按照量子力学的需要去讲。第一章跟别人讲的不太一样，跟费曼的讲法差不多。上来就是狄拉克符号，现在狄拉克符号用的特别多，我念书时在物理界用的还比较少。

曹：

某种意义上说是元数学，线性代数的那套东西，不同维度的不同空间各有特殊的东西。

赵：

用bra 和ket来表示量子力学概念上最清楚，我学量子力学用的狄拉克的书，所以对狄拉克接触比较早。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用矩阵表示可以计算。Bra ket只是个符号……。给北大物理系讲这遍的时候，出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刚才说了听我课的几个学生已经通过了量子力学，但是还非常有兴趣听我的课。有个学生听了我的课非常兴奋，按我的讲法，他对量子力学有新的理解，是过去没学到的。他把我的投影膜（当时还没有PPT）借去给没来听课的同学讲。当时期中考试出的题都是用矩阵计算，物理系90%多都得90多分(我当时出的题并不容易)。他们觉得用矩阵计算好理解，但相对来说地球物理系的学生得分情况就差多了，他们好的成绩也就七八十分，得九十分以上的只有几个人。

曹：

物理系的学生从根本上掌握了。

赵：

我说过我只教你们量子力学，并不教怎么解量子力学方程。我这是普通物理的课，这样教法，我自己觉得是成功的。

曹：

我是文革后在国内读的本科及硕士，我个人认为国内大学物理课太浅，一方面是太浅，另一方面又觉得很难学，这是我当初的经历。您作为物理教学几十年的前辈，是否注意到这些。我们的物理课学完以后去做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跟同类的西方学校尤其是欧洲的法、德、俄、英，他们的物理教育，没法比。具体哪本书也说不清哪儿浅了，可是最后实际上就是浅了。这个问题不知您怎么看？还有您的同事俞允强老师发表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您知道。半导体所有位年轻同事想知道您的观点，您能否评论下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物理教学到底是怎样的水平？问题出在哪？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太浅！

赵：

我读大学是解放前，课程比后来浅的多。量子力学我当时是毕业后才读的，本科没这门课。这里有个时代问题，40年代的物理学和80年代或零几年的物理学不同，科学本身一直在发展。我们当年看量子力学是非常高深的学问，现在量子力学是必须要掌握的基础，这是时代的因素。我读大学时是按照当时美国的教学体制，课程都不深，课本在当时有一定的深度，跟1952年学习苏联比起来，要浅的多，当时没有四大力学。

曹：

苏联的课本，法国的课本，德国的实验物理课本，举一个例子，德国的Bergmann-Schaefer实验物理系列，其中光学的课本书是1300页左右。80年代的书,最后一章您知道是什么吗？引力波探测。这是人家本科光学的书。

赵：

这是新的。

曹：

人家80年代就讲了引力波探测。

赵：

80年代就讲了引力波探测？那时引力波前沿只有少数人在做。

曹：

但是人家普通物理的光学就讲这个。我后来有了一种观念，懂不懂是一回事，知不知道有这回事是另外一回事。学生方面的问题暂且不谈，教材本身或是课程设置来说在变浅，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一方面时代在发展，像量子力学曾经作为高深的知识变为现在的基本知识，但另一方面又把课程设置弄浅了，这明显是矛盾的。对于这样的局面，您有什么看法？

赵：

这样说吧，从我自己学和教的经历看，当时我们读大学，大约60多年前了，物理水平不太高，现在作为基础的知识当初看成是高深的知识，跟1952年“一边倒”学习苏联做对比，深度差得很远。我到苏联后，更了解了苏联的深度，落差相当大。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本科很多课程我们没读过，或者那是研究生的课程。从培养人才来说，后来教苏联课程的人都是当年没学过的人教，他们也照样教，当时虽然课少，但是培养自学的能力很强。记得大学时学会某些东西基本不是靠老师讲，是自己学懂的，老师讲的好坏不一。

曹：

赵老师，您不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如果老师水平很高，能轻松地把学生引领到很深的地方，能讲明白大部分，这不比学生自学好得多？

赵：

有的老师水平高，但讲课不一定好，也不一定花力气，随便讲。我们那代人，虽然读书浅，但是后来讲课比自己学的深得多，照样讲。中间是自己学的，自学能力很强。除了那些留学欧美的老教师，那是国际水平的，虽然苏联的课很深，他们照样讲。像北大的王竹溪、胡宁，他们的水平固然没问题。可是新一代的人，原来的底子都是自学的。

曹：

其实还是不够的。有句俗话：“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您也比较认可这个说法。按照我们国内对大学四年物理本科的要求，有“一桶水”的老师该是什么水平？咱们说现在…

赵：

我觉得大学的教师对这门学科前沿的问题都应该掌握。虽然教一年级的课，越是低年级的课对教师要求越高，必须有这种背景。基础课是有概括性的，不到这种水平境界不够高，眼光不够高，讲出来的东西就小家子气。

曹：

有时甚至会限制学生的眼界。

赵：

所以大学基础课应该是水平最高的教师讲。

曹：

反过来说，当我们实践这个理念的时候，本科一年级的课需要水平最高的教师讲，北大有这样的教授，别的学校呢？目前我们国家扩招很厉害，到哪儿去找这么多好的物理老师。听说我要采访您，有些年轻教授从外地发来问题，想问赵老师对当前物理类老师的培养和教育，有什么要说的？

赵：

一个大学生学的好坏，主要在于自己学，这是基本的。

曹：

必须要有自学能力。

赵：

可是好的学校和差的学校差别在哪儿，非常重要的，就是学校的学术氛围。学校假如有非常多有水平的教授，即使不教课，学校培养出的学生的眼界就不一样。谁教课，对于一个好的学生并不重要。学生知道高水平在哪儿。

曹：

至于某位老师讲的好不好，问题不大。

赵：

说个跟这有关的事。俞允强的信件那是后来的事，待会再说。苏联的学生解题水平明显比我们北大老的那代人高，他们的基础课我们很多没学过。苏联大学本科水平高，比美国的高，当时以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差别。改革开放以后我到欧洲……

曹：

苏联以外的欧洲？

赵：

德国，法国。

曹：

德国哪儿？法国哪儿？

赵：

德国去过慕尼黑、哥廷根、海德堡，还有法兰克福，比较重要的一些学术中心。法国主要是巴黎，法国最重要的四个学校在巴黎。

曹：

高师、矿业、专业技术学校……

赵：

特别是高师，去认真访问过。发现苏联这套体系是学的德国，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区别。

曹：

或是说学术老贵族与新兴贵族之间的区别。

赵：

到了法国，法国要求跟德国一样高。

曹：

法国对数学的要求更高。

赵：

水平非常高。我去听过他们量子力学课程，二年级学生讲的和北大物理系高年纪水平相当。我发现欧洲的教学体系要求比较高，尤其德国的学生水平相当高，刚入学的学生水平就已经很高了。关键是学校的学术氛围是最主要的，教师教的好坏关系不大。印象最深的一点，慕尼黑大学的制度是这样的：一二年级的学生只上课不考试，二年级暑假时有一次全面的考试，考教分离（哪个教授教的没关系，考试都按照一定标准）。

曹：

德国对于获得博士学位的要求奇怪到什么程度呢？我是在那儿毕业的，博士毕业答辩后还有考试，博士答辩只是针对研究方向，考试是对于物理系博士的要求，提问的问题就比较广泛了。还有一个很讨厌的制度，作为一个教授哪怕答辩委员会不邀请参加，他可以去参加可以提问题，提的问题不计入答辩评分，但是必须回答，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想要获得博士学位早早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学习一点点知识，因为答辩时不知道哪些教授来。这首先是个学术制度问题，一开始想不想认真对待学术的问题。

赵：

我在慕尼黑大学跟物理系主任谈，当时我不久也要做北大物理系主任了。我说：“你们的某位教授我去听课了，讲的不怎么样。”那位教授很有学问。当时遇见最有学问的是慕尼黑技术大学的穆斯堡尔，那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给农学院讲普通物理。

曹：

慕尼黑的农学院，旁边弗莱堡的矿业学校，水平可不低，后者是矿物学、晶体学的发源地之一。

赵：

那些学校的水平非常高，穆斯堡尔讲课我没去听，有些教授很有名气学问也不错，但是课讲的不怎么样，没怎么花力气。我问系主任：“假如派某个教授讲一门课，他的课讲的不怎么样，你怎么办？”系主任说：“我派教授主要看他的学问，讲的不怎么样，学生自己学就是了。最后考试卡学生，学生为什么要依赖老师呢？为什么要依赖讲课？最后考试不是考某个老师，是考这门学问。入学后两年的考试考哪几本书，已经告诉学生了。这个老师讲的不好，可以选别的老师，甚至不去听课也可以。”

曹：

我觉得一个有学问的教师，哪怕讲课不好，在课堂上学生也能感觉到。

赵：

后来我就想，我读大学的时候给我上课的北大教授大部分都是院士水平，一个学生接触到的大部分老师都是院士水平，这得多重要。可是他们讲课的水平……

曹（笑）：

不敢恭维。

赵：

我学过高等微积分，是位申教授(也相当于院士水平)，申又枨是不是院士？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个很有名的教授。他给我们讲高等微积分，参考书本学生自己选，Osgood写的是非常好的一本书。申教授上课有个特色：来上课到了教室看天花板，问：“我上回给你们讲到哪儿了？”下面学生也没有回答，“这样吧，我上礼拜看了一篇文献，给你们聊聊好不好？”。那篇文献讲的是Lebeque(勒贝格)积分。这种积分当时研究生都不讲的。

曹：

现在也不讲这些问题。

赵：

是啊，那篇文章刚出来，从来课本里面都没有。

曹：

讲勒贝格积分，就得补测度理论。

赵：

就得讲什么是测度。从那以后两个礼拜讲的都是勒贝格积分，我们就得听着，半懂不懂。我当时有个印象，原来离散的集合还可以做积分，离散的集合还有个测度，除了这个之外我基本什么都没懂。

曹：

我觉得要能够知道离散体系的测度并不必然等于零，这就不错了……

赵：

知道离散体系是可以有测度的….

曹：

在学量子力学遇到离散谱加连续谱的时候，就不会为难了。

赵：

这两个礼拜讲完后就接着讲别的了，高等数学里面最重要的除了重积分以外有个变分法没讲，我后来物理中用的变分法都是自己学的。这个老师好不好？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我的高等微积分就是跟着这样老师学的。后来处理概率论的时候遇到测度的概念我有印象，知道勒贝格积分就不害怕，这就是我的收获。至于需要的东西，比如变分法没教，我只好自学。过去的大学教育就这样。老师教的好不好跟学生学的好不好不一定是直接关系。老师的作用主要是打开学生的眼界。

曹：

您提到的这个思想怎么能推广，就是不是选的这个授课老师而是选这门课。

赵：

我们当时学生比较少，没有别的课可选，当然可以选别的老师，当时只有那么几个老师。

曹：

教授人少。

赵：

我们的课堂一般也就十多个学生，怎么会开两门课呢。

曹：

我觉得这个思想关键是教、考分开。

赵：

这个我在德国体会过，觉得非常有用。

曹：

那您在北大物理系没有施行？

赵：

那不敢，想开除一个学生的话，家长都来了，对付不起。

曹：

您把俞允强老师信的事情讲完。

赵：

文革前学生都非常用功，恢复高考初期也都非常用功，所以没有遇到俞允强教授遇到的问题。文革前的学生有的和我比较熟悉，说话随意，说：“赵老师当年考我们的时候，一考就是五六个小时，交不了卷，吃不了饭。但您说可以延长时间，我们才能答出来。当时挺怕您的，考的太厉害了。”但是他们都安心地学，尽管难，但是都努力去学。 当时确实对学生很严，不过那时有的学生基础比较差，1962年的学生水平特别高，教起来也省劲。

曹：

但是到后期，俞允强老师面对这个问题……

赵：

到80年代是这样的情况，很多学生“文革”期间想读书没念成，一下考上大学，那劲头非常足，怎么要求都行，我们《电磁学》书上出的习题是供老师选的，并不要求学生做所有题，但是很多学生每道题都认真做了。我觉得80年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非常高的，怎么教都行。80年代的教学水平并没有跟文革前差太多，文革前大学是六年制，80年代改为四年制。

曹：

科大是五年制。

赵：

你们学校改的五年。六年制的后两年是硕士研究生，过去五六年级的课放在研究生阶段，基本前四年的时间跟过去差不多的，课的深度和学习苏联以后没有太多变化，没感觉变浅。

曹：

咱们回到俞允强老师面临的情况。

赵：

到了90年代以后直到零几年，我已经退休了，离开了教学岗位，但感觉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越来越差。

曹：

你们北大物理系挑的还是最好的学生。

赵：

当时最好的学生，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好几门不及格，这个现象是新问题。北大物理系招来的都是拔尖的学生，高考分数都是非常高的，居然到三年级以后就下降了，最后居然有一批好几门不及格，有的补考以后仍然不及格，那时候不能开除学生，只不过不给学位，给个肄业证书。俞允强教授谈的问题是90年代的事情，不知道到零几年这个问题是否继续。这跟学生基础不好是两回事，进来时是非常拔尖的学生，三年级以后学习积极性变差了，还能不及格。

曹：

这可能与当前高考的设计有关，把学生伤了。

赵：

这不是高考制度的问题。这也与高考有关系，高考让学生读书没有了兴趣。80年代考来的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这么高，而到90年代就不高了呢？

曹：

当时上大学机会少，很珍惜啊……

赵：

我觉得是社会问题，不是大学的问题，大学解决不了问题。

曹：

比如当年我考试不及格，那是相当有羞耻感的问题。可能后来大家觉得无所谓了。

赵：

比如考试作弊。我们上学时是没有学生作弊的，那是很丢人的事情。解放后有个制度在那儿，作弊是个严重问题，是要受批判的。80年代开始出现作弊现象了，我们当时严肃处理。有些好学生帮别人作弊，我们处理非常严格。我当时处理了好几个，其中有个学生学习非常好，可是帮助别人作弊被抓住了，最后不能开除这个学生，也不能不给他毕业，我们就没给他出国的机会。我做系主任期间处理作弊比较严格，而且学生出国的介绍信也不瞎写，根据成绩来写，成绩单必须是实际的成绩单。

曹：

学生作弊是因为分数有用。

赵：

作弊开始使用高科技。我们封好了成绩单让他们去寄，学生拿液氮涂过浆糊就裂开，拿出来修改后封好再寄。

曹：

这说明学物理还是挺有用的。

赵：

后来我们改了，学生给了地址由教务员亲自寄，不经过学生手。有个毕业生改成绩单，我专门叫来批评，这样做不诚实。后来他妈妈（某大学的系主任）找到我，说：“我们的学生成绩单都是自己填，爱怎么填就怎么填，我们给寄出去，你们北大怎么这么做？”我说：“你怎么做是你的事情，我们北大不这样。这影响我们北大的声誉，绝对不干这种事情。”当时作弊的不多，学习的热情也挺好。但到了90年代，系里的具体工作我不做了，但是还在学术委员会。俞允强写信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不教课了。他发现很容易的题目，学生都不及格。学生在网上给他回信：“俞老师，你说的不错，可是我们也没错。我们有我们的情况，你不懂！”的确那时候学生的思想已经不一样了，学不好的这些学生认为“学好学坏和以后就业没什么关系”，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好职业，所以到三四年级时主要精力用在找个好职业上了。分数再高对他们将来没帮助，这是直接的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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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